冯兴元

锋戈专栏作家,著名经济学者
德国维藤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副所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主编,《西方经济与社会科学精品丛书》主编。
文章: 3篇
冯兴元:“市场失灵”论是要求“鹅生鸭蛋”
冯兴元:“市场失灵”论是要求“鹅生鸭蛋”

最新的争论发生在国内两位重量级北大经济学家之间:一位是林毅夫教授,另外一位是张维迎教授。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比较迷恋产业政策。张维迎非常反对产业政策,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两者12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展开了一场对辩,为国人所瞩目。其背后存在的观念分野之一就是有关是否存在“市场失灵”的看法。

首先要说明,本人不是“市场万能论者”。市场只是一种实现交换的自生自发秩序,不可能去承担人类所要求的种种功能。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认为市场做不了这个或者那个,就说“市场失灵”,就太不负责任了。

林毅夫虽然口头上承认市场应该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又口口声声认为存在“市场协调失灵”,也就是“市场失灵”,因而需要大力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和产业部政策上的作用。张维迎所提倡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真正的个人基本权利经济学。它强调人应该是行动着的人,而不是被操纵的木偶人。它强调市场过程存在两面,一面是企业家,一面是竞争。新古典经济学漠视竞争过程和企业家的作用,其所提出的完全竞争范式只反映一种终极状态,否定竞争的市场过程,它把这种真正的市场过程视为病态,把对完全竞争均衡的偏离视为“市场不完全”,“市场缺陷”,或者“市场失灵”,实际上由此撇开真正的市场和竞争而不谈。新古典经济学也因此反而变成了“市场失灵”论的吹鼓手。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这个毛病。萨缪尔森写的《经济学》(第十六版)教科书里边就讲到了“市场失灵”。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也讲“市场失灵”。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谓的“市场失灵”,是指“价格体系中存在的不完美,它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它提出的“市场失灵”例子或者理由包括:公共品的提供,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张维迎教授提出,我们这里看到的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理论失灵”,这是非常到位的。我们接下来将逐个反驳导致所得“市场失灵”的上述四个理由。

我们首先讨论“公共品”提供理由。在涉及公共品提供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市场失灵”论者把不属于经济品市场的作用视为经济品市场应该承担的作用,相当于要求鹅生鸭蛋,然后指责鹅“失灵”。另外,在民主财政过程中,公共品的提供和税收收入需要,两者均首先需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要求纳税人纳税,也就是支付“税价”(tax price),这恰恰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当然,在一些威权政体,征税不是基于纳税人的同意,那也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

市场作为一种交换机制,永远是有效的,其有效性和正义性是剥夺、歧视、打压、抢劫等其它机制做不能替代的。市场没有脑袋,没有腿,不会想着做这做那,不会去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政府官员有脑,有腿,会想着做这做那,只要缺乏遵循哈耶克“法律下的自由”原则这一定海神针,政府脱离有限政府的界限,就容易“失灵”。

政府当然有其作用。政府与市场,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旨在解决问题的“装置”。但是,政府就像电,既可以发光,也可以电死人。所以,即便政府能够做很多好事,在动用政府时,需要悠着一点,防着一点,控制着一点。因此,林毅夫教授老在各个地方讲自己既肯定市场的作用,又肯定政府的作用。这是ABC,无需挂口。但这其实不够。在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存在这一种结构、排序和分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应该仅仅限于发挥辅助性的支持作用;政府发挥这一作用之前,也要得到充分的论证才行,而且其作用或者职能需要明确列举。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成为原则一、原则二和原则三。我曾经组织写过一本有关欧洲宪法的论文集。欧洲宪法强调的三大原则很不错:基本权利保护原则,辅助性原则,和法定授权原则。正好对应了这里的原则一、二和三。林毅夫的问题就是无视这些原则。

进一步而言,如果看政府资源的来源的话,无论是公权力的来源,还是税收的来源,均来自市场主体。这样看来,政府提供正能量,也是市场的功劳。而政府提供可能的负能量,最好的情况是属于“委托代理问题”(意味着存在社会契约)。

我们现在来看看所谓“外部性”理由。其实很多所谓“外部性”,是正常人际交往中的“相互性”问题:你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影响,反之亦然。有些“外部性”是正能量,比如你过路听到路边一间房子内传出动听的歌曲。当然,你喜欢的,别人可能不喜欢,认为是负能量,这也可能。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关注“负外部性”,也就是被认为是对他人或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效应。如果所谓“负外部性”不明显,那么一般以容忍和不追究了事。最受关注的是较为严重的“负外部性”,比如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实,任何人的行为都会造成环境污染,比如每个人的呼吸造成某种“环境污染”。这种“污染”其实是人类生存的常态。对于这种“污染”,人们一般以不以为意来解决。所以我们关注的是某些类型的、不是太轻微的外部环境污染。如果一家企业造成较为严重的外部环境污染,这种污染相当于企业产权所有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所言“共有产权”甚至其它个人或者单位产权的侵犯。只要企业所有权、共有产权和其它个人或单位的产权明晰,政府甚至社会自组织团体实施产权的力度大,对这种严重污染总会有一种了断。现代社会比如通过集中安置化工企业、集中防治污染,或者利用替代性原材料等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者武断地采取停工的方式,或者对企业加征排污税(即所谓的“庇古税”)。此外,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如果产权明晰,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包括排污权)如何界定,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有效率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利益相关者耐得住某种程度污染的侵害,也可以通过科斯定理所指引的市场谈判解决方案来解决排污影响问题。总之,上述对“外部性”的探讨,不影响我们对市场作为交换机制是有效的结论。有些超越这一市场作用域的地方,得不出“市场失灵”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要起底所谓的“不完全竞争”理由。所谓的“不完全竞争”往往是市场的一种常态,是市场过程的展开过程。其中既可能是柯兹纳意义上的“套利企业家”由于对市场机会保持警觉,先于他人捕捉到并且利用了市场机会,由此取得利润。“套利企业家”也可以在感知市场机会时发生判断错误。由此其竞争者即另外的“套利企业家”获得市场机会,实现利润。而且,在所谓“不完全竞争”状态下,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利用创新来取得所谓的“企业家利润”。在所有这些市场过程中,企业家都是在利用不均衡和所谓“不完全竞争”所提供的机会。由此可见,市场是容错的,纳新的,体现为优胜劣汰,市场作为交换机制总体上仍然是有效的。它会比任何非市场机制要有效得多。

最后,我们要批判“不完全信息”这一理由。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非常有趣,值得不断重复。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反市场观,一个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市场观。斯蒂格利茨往往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哈耶克往往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利用市场。斯蒂格利茨的问题是,他没有真正去理解市场的本质,在遇到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时,就求诸于政府。他建立模型的水平是一流的,但是其政策建议往往是末流的。哈耶克被称为“知识贵族”,他在知识论上为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哈耶克指出,在社会的无数个体中存在大量的“分散知识”或“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价格体系在市场中发挥着转递和协调知识的作用,人们在市场中利用“知识的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利用这些知识。竞争作为一种发现程序,发现知识,甚至创造新的知识,使其为市场主体所用。对于哈耶克来说,很多市场不完全或者信息不完全问题,可以通过拓展市场过程、增进市场机制(保险,风险定价,退货保护,卖方质量承诺等等)来解决。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会存在,但是政府替代市场也消除不了这种不对称。巨量的“分散知识”,政府无法利用,只有市场才能利用。即便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分散知识”中包括很多有关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偏好的信息,政府如果试图利用大数据加总这些知识,这种加总也是不可能的,徒劳无功的。这意味着大数据时代也不可能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效率。这里的分析表明,“不完全信息”作为指认“市场失灵”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

总而言之,讲“市场失灵”没道理,讲可能的“政府失灵”必然有道理。政府行为可能会带来正能量,但是更要防备其可能的负能量。

普惠金融的前世今生
普惠金融的前世今生

目前媒体上到处可见有关普惠金融的报道。但是究竟什么是普惠金融,可能没有很多国人知道。大多国人可能只是对之望文生义。“普惠金融”的英文对应术语为“inclusive finance”,直译应为“包容性金融”。该术语源自2005年5月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设包容性金融部门”(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全球会议。同年9月联合国峰会上,各国首脑提出存在“获得金融服务的需要,包括通过微型金融和微信信贷提供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于贫困者”。
普惠金融不仅仅事关一些边远地区、分散农户、小微企业和社会低收入群体,而是关乎所有的人。普惠金融的第一层含义是,一个金融体系应该满足所有需求者的有效金融服务需求,无论他们是否属于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大企业还是微型企业,无论他们是处在中心地带还是边远地区。普惠金融的第二层含义是,应该“接纳”和“包容”边远地区、分散农户、小微企业和社会低收入群体,向这些地区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以快捷便利、价格可承受的方式满足其有效金融服务需求。
金融市场范式与政策性金融
“普惠金融”的译法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焦瑾璞局长最先提出,目前被广为接受。当前的全球金融主导范式是金融市场范式,它意味着通过发展金融市场来发挥金融的作用,金融首先应该符合市场原则。“普惠金融”并不是金融范式的转换。不过,如果说全球范围内,城市地区的主流金融范式一直是金融市场范式的话,农村金融范式则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过主流范式转型,实现金融市场范式主导。而从“二战”之后直到70年代末,主流的农村金融范式是补贴信贷范式。到80年代初,由于70年代中期以来尤努斯所创设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大力推行商业小额信贷模式,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积极提倡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模式,主流农村金融范式发生范式革命,转向农村金融市场范式或者农村金融发展范式。
补贴信贷范式主张应该向农村地区尤其是农业部门注入补贴信贷资金,以此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这一范式的预设前提是错误的。它预设农业必然是弱质产业,贫困农户没有储蓄资源。但我们经常看到,如果把1000元借给贫困农户购买羊羔,其一年之后卖出成年羊的收入可以是数倍,资金回报率可达百分之数百。而且贫困农户实际上有储蓄资源,比如他们往往以牲畜和粮食等形式储蓄。这一范式的推行没有解决其意图解决的问题,但是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包括真正想获得贷款、有还款能力的广大分散农户仍然得不到补贴信贷资金,补贴信贷向大农户集中,农户对补贴的依附程度普遍提升,还贷意识弱化,人格整合性缺损,农村金融市场扭曲,农村和农业产品市场扭曲,贫困农户的储蓄能力被忽视。
金融市场范式强调消除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产品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市场扭曲,让私人产权和竞争发挥主导地位,让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并不是说一定排斥政策性金融,但是主张政府可对金融市场提供辅助性的支持。当前推行普惠金融并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金融市场范式。普惠金融属于金融深化,有利于通过金融市场发展来扩大金融服务提供的覆盖面,增进其可持续性。由此,在农村地区推行普惠金融,本身也深化了农村金融市场范式,而不是替代了该范式。比如,孟加拉乡村银行把小额信贷主要借给该国乡村地区的贫困妇女,并计以可承受的商业利率(年化利率10%),既引领了农村金融范式的运用,也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实践。
普惠金融实践
普惠金融目前已经成为一大趋势,在中国也是如火如荼。中国目前属于三重二元金融结构,距离普惠金融目标要求还比较远。所谓三重二元金融结构,是指正规-民间金融、城市-农村金融以及国有-民营金融。在这种格局下,农村边远贫穷地区、分散农户、小微企业和社会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尤其差。
我国普惠金融的一些非意图的政策和实践早就存在。属于事实上的普惠金融实践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就在中国一些农村落后地区引入和推行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2003年全国农信社改革,中央鼓励农信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008年始,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大力鼓励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5年和2016年党的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发展农村普惠金融。2016年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确立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首次把发展普惠金融提到中国发展规划的高度。
2013年以来的政策,尤其是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提出,使得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成为政府和金融机构一种核心意识和优先任务。普惠金融体系的要求是:在微观层面有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在中观层面,需要支持性服务和基础设施;在宏观层面,需要有立法、监管和监督的支持。
2008年以来,我国基本上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正式与准正式金融机构。截至2014年底,我国一共存在1596家农村信用社,665家农村商业银行,90家农村合作银行,1153家村镇银行,14家贷款公司(商业银行全资子公司),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从业人数近89万人。2016年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8.5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农户贷款余额 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农业贷款余额 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农业贷款余额占比仅为3.6%,远远低于农业占GDP的比重(2016年预计为8.8%)。此外,2008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尽管鼓励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但是一直不把小额贷款公司视为正式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867家,贷款余额9380亿元,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减少23亿元。
互联网金融改变普惠金融模式
2013年以来,移动互联、因特网金融、“互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以及分享经济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打破了在微观层面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路径依赖,颠覆了农村金融服务提供必须依赖机构的传统理念,对正规和准正规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向它们提供了机会。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也纷纷设立互联网金融部门,其互联网金融化也在加速。智能手机价格的大幅降低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为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移动互联的发展也使得中观层面的许多支持性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已经不成为难题。像阿里集团旗下的蚂蚁金服,以及京东旗下的京东金融,提供了商业信用(基于商品流的融资)、征信、支付、结算、“余额投资”等一系列优质精准金融服务。其背后所依托的是大数据、云计算、商品流、资金流、交易信息流,以及与此相关的交易者信用积累。
在宏观层面,上述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规划部分起到了“立法”的作用,建立全口径的征信体系目前开始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互联网平台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也成为“市场立宪”的参与主体。所谓“市场立宪”是指市场本身的发展带动市场主体对基本规则(即“宪”)的首先发现和适用,其后为政府部门所采纳、调整或者部分取缔。监管部门也在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与移动互联相关的技术来使得监管和监督智慧化。但是,目前监管失灵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似乎主要采取掩盖金融机构风险的老办法,公开的不良贷款率低到不足为信。
很多金融机构自身也感受到,必须依托各种新的科技金融技术来使得机构和服务下移,尤其是接近边远地区、分散农户、小微企业和社会低收入群体。
比如,浙江省宁海县作为人民银行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该县农村商业银行在全县各乡镇所布的69家助农金融服务点,实施“农村联络员、窗口咨询、小额取款缴费、小额贷款申请”等七项制度,并逐步升级到“助农终端业务”,满足偏远山区群众简单的金融支付结算需求。该行还按照“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微银行”服务功能,将业务量相对较大、客户比较集中的便民服务点升级为“丰收驿站”,引入缴费充值、网上代购代售、快递收发、便民健康、金融咨询等服务项目,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村享受到便利的“一站式”金融以及生活服务。
增加金融机构可接受的抵押品种,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比如中央正在全国各地推开“三权”抵押业务试点。在推行“三权”抵押贷款工作中,可以结合商业性信贷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信贷投放模式。目前,“三权”抵押试点问题还很大,但是中央开始允许试点地区“先行先试”,要求一些土地法规和房地产等级制度的限制应该让位于“三权”抵押试点。这一政策动向增进了“三权”抵押试点的成功概率。
很多准正式或者民间的小额信贷、村庄发展基金和民间自发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在践行普惠金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运作中仍然存在项目可持续性问题和覆盖面问题。
互联网金融从其一出生就是重要的普惠金融服务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推行普惠金融的经验处于井喷状态。但是全国城乡普惠金融,尤其是农村金融发展总体落后仍然是个事实。只有通过继续解放思想,共同付出不懈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尽早拥抱实现普惠金融的时代。

冯兴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根本不会出现万科恶争
冯兴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根本不会出现万科恶争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企业家是“掌舵者”、“驾驶人”,而“船主是消费者”。他甚至建议用“推进者”来替代企业家这一概念。王石当得起这个称号。王石也是个有承当的人。记得2年多前他受邀出席参加一家著名民间智库举办的湘西企业家曾成杰集资案研讨会,对中国大量集资企业家的遭遇非常同情,提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设立应急基金,一旦企业家遭遇牢狱之灾,应急基金应在第一时间介入,保全企业家的资产。而这种介入与企业家是否实际犯罪无关。

王石作为“推进者”,推进万科上市,是其个人及其团队的自由选择。企业上市为可以为企业的发展直接扩充自有资金,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使企业的规范化运作,由此也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融资能力。此外,企业上市也被视为创业家取得阶段性成功甚至巨大成功的一种标志。因此,企业上市成为众多企业家的追求。马云选择阿里上市,或者王石选择万科上市,都是创业家成功的范例,成为金融市场的传奇,茶余饭后的美谈。“阿里帝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零售交易平台,最新市值达1987.49亿美元, 按照1美元等于6.6625元人民币计算, 其总市值约为13241亿元。万科早已悄然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其总市值2016年7月14日达到1982.63亿元。其在房地产行业产品品质、行业标准、企业治理、社区服务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标杆性的作用。不过,上市的代价可能是公司创办人失去控股权。创业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股权设置,尤其是有效控股,对于公司创办人来说是重中之重。德国的很多企业不愿意上市,部分也与此种考虑有关。当然,选择上市或者不上市,属于创业家个人的选择,服从其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万科这艘巨轮虽大,但股权分散,其遭遇购并的飓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从国际市场角度看,万科的股票盘子并不大。中国政府对A股市场的严格保护,使得万科这样的上市公司无须担忧来自国际资本大鳄的收购。万科的股权结构相当分散。王石在其自传中曾经自己承认,万科的股权分散程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是少见的。从1993到1997年,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始终没有超过9%,1998年前10名股东持股比例总共为23.95%,是一个典型的大众持股公司。

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4100万资产做股份,40%归个人,60%归政府,王石放弃了自己个人所有用的股份。经过这次股改上市,社会公众股占67.88%,地方国资占19.28%,职工占12.84%。王石只占有职工股中的小部分股份。王石事后表示,这是他自信心的表示,他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他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据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国企掌门人通过股权改革夺取企业的控股权这种做法是非常严厉的,王石的做法属于顺势而为。即便如此,这个事件总体上说明王石是个蛮有英雄情怀的人。

1994年,万科就遭遇过“野蛮人入侵”。那一年A股市场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君万之争”,也就是万科和“野蛮人”君安证券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当时以君安证券为首的几个股东联合“逼宫”,企图夺取公司控制权。君安证券等股东要求对万科业务、管理层进行重组。万科紧急停牌三天,查出了对手开“老鼠仓”的形迹,寻得对手软肋所在,万科随后向证监部门举证。其后证监会派专人南下深圳调查。这场争夺战最后以君安一方放弃改组而告终。

在宝能系2015年底“入侵”万科之前,华润已经是万科多年的第一大股东。据说早在1990年代,华润和万科就开始接触,华润如今占据各大超市货架的“怡宝”纯净水就是1996年从万科手上购得。华润旗下的“华润万家”超市的前身就是万科的“万佳”超市。2000年8月10日,深特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深万科国有法人股全部转让给华润。股权转让后,华润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以15.08%的股权份额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据说万科后来多次表示,由于公司股权分散,因此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014年万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思考事业合伙人制度。该年3月,万科总裁郁亮在公司春季例会讲话中曾公开表露出对“野蛮人敲门”的担忧,提出了事业合伙人制度,欲构筑“防御工事”。2015年7月股灾之后,万科提出了百亿元的回购预案。截至11月底,万科回购的A股数量约为1248万股,仅占总股本的约0.113%,耗资仅1.6亿元。万科也由此失去了真正实现事业合伙人大幅低价增持股份计划的机会。万科掌门人王石及其管理团队似乎“大意失荆州”了。当然这里国内股市规则制约了事业合伙人制的运作空间。在国内,不允许存在双重股权架构,公司创始人或者事业合伙人不能一股多权。在美国,这是允许的(鼓励企业家精神)。马云的合伙人团队以及京东的刘强东在美国股市上均享受双重股权架构所带来的便利。

宝能系旗下钜盛华2015年12月15日增持了万科股份,持股比例达到了23.52%。“宝能系”钜盛华从2016年7月5日开始行动,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在二级市场增持万科A股份0.71%。2016年7月6日,万科发布公告称,钜盛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已合计持有万科股份25%,这也触发了宝能系对万科的第五次举牌。2016年7月14日,钜盛华又开始增持万科股票。它已将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直接持有的9.26亿股万科股份(占总股本的8.39%)几乎全部质押给了银河证券(只剩余10股未予质押)。在同日,第一大股东已经变为宝能系的南玻A也披露了钜盛华的类似质押操作,即钜盛华在将信用账户所持5955.21万股南玻A股划回普通账户后,同样将上述持股质押给了银河证券,而钜盛华所持南玻A股股份也全部处于质押状态。这也意味着宝能系所持万科25%股权中,除去前海人寿持股部分(本身也带有杠杆),其余持股全部套上了资金杠杆。宝能系似乎还有意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缓解短期资金压力。根据监管部门组织的调查,宝能购买万科股票所用资金的杠杆倍数达到4.19。

万科最近的纷争,归根结底就是股东之间争夺控制权,控制权体现在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的控股权,也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如果换了一个控股股东,该股东能够推动实现公司资源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实现最优配置,实现配置效率,而且有能力推动创新,实现动态效率,那么创业者为什么不乐享其成呢?但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往往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海边渔民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亲自抓到一条大鱼,其感觉好于品尝这条鱼。对于王石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家,在商业帝国坐享其成的感觉,往往远远不如亲自打造商业帝国。王石作为优秀企业家和著名公众人物,有其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能够在行业内做得最好。业界也应该相信他这一点。

涉及王石与万宝华混战案,如果我们参照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一些观点,应该会是饶有兴致的。哈耶克在一篇1960年发表的题为《民主社会中的公司:它应为谁的利益而运行?》的文章中,警告公司应该追求长期回报最大化。这与管理学中强调公司股东长期价值最大化目标要求一致。在公司中,董事会不仅仅代表自己的股份,而是更需要着眼于全体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哈耶克指出,公司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其资产用在最有利可图的事情上,它无权让它的资源服务于别人的价值(而不利于公司本身)。他担心,公司管理者应当有着能够追求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的愿望,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无法控制的权力的危险。他认为,如果企业管理者把权力只用于公司长期回报最大化目标,并且无权将它用于别人的目标(而无论这些目标本身多么可取),那么即便他们掌握着最为巨大的潜在权力、最为巨大的资源存量,这种权力就是相对无害的。他强调,公司管理者只是股东的受托人,公司的任何活动是否被用来服务于更高的价值,要留给每个股东去决定,这样可以防止公司管理人得到专断而有害的权力。

2008年5月12日,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表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王石的这种做法并没有错,符合追求公司股东长期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要求。而当时舆论压力不利于万科,王石在灾区对公司“捐款门”事件被迫公开道歉,万科公司也随即提出捐助1亿重建灾区资金的方案。这种做法同样没有错。王石作为万科董事长2010-2014年间年薪在1000万元以上,每年游山玩水,到处晒酷。这也是公司股东同意或默许的,而且他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巨大的广告宣传效应,能够带回的回报远远超过这一点成本。万科的股东们眼睛并不瞎,绝大多数股东会感谢他,而非指责他。

哈耶克对允许一些公司对它们持有股份的另一些公司享有投票权这种通行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投票权绝不是在充分了解采用它的后果的情况下决定的,它仅仅是由这样一种观点造成的结果:既然公司被授予了法人资格,那么自然也应授予它自然人所拥有的所有权利。但是哈耶克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或显而易的结论。相反,它把产权制度变成了一种与人们通行的想法十分不同的东西。这样一来,公司不再是有共同利益的合伙人的结合,而是变成了一些有可能存在着严重利益冲突的团体的结合。他对以下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一个所拥有有资产只占该公司资产一小部分的团体,可以通过累积持股,对数倍于它自己拥有的资产的资产获得控制权;通过对一家公司进行控股,而这家公司又对另一家公司拥有控股权,由某个人或团体拥有的相对较少的份额,就能够控制非常巨大的资本。这种情况,恰与宝能系针对万科所做的股份增持行为很类似。

哈耶克认为,一家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这种股份就应当不再拥有投票权。从技术上说,大概只能通过长期把股份中的某一部分列为无投票权的股票,并只允许另一些公司持有这些股票,才能有效地实施这种办法。他提醒大家注意:一家公司受另一家公司控制的可能性,也使得某些只拥有其中一点份额的人,有可能对巨大的资源进行彻底的、完全合法的控制,并且只为了该团体的利益运用这种控制权。对公司股份的这种间接的、连环套式的占有,很可能是加快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并给予管理者——即少数几个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已大大超出了他们个人拥有的财产所能给予他们的范围。在我们的论题中,管理者是潜在管理者,也就是宝能系的掌门人。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做法不但不是私有财产制度赖以建立的观念之必然结果,甚至是与它相悖的——把所有权和控制权人为地分开,从而使个人所有者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的资本被用于一些同他自己的目标有冲突的目标,并且他甚至搞不清楚谁事实上拥有投票的多数。总之,哈耶克的结论是,同意把另一家公司的投票权授予对该公司持股的公司,使得一个普遍的假设也不再能够成立了:公司应当由那些和个人股东有相同利益的人来管理。

我们不得不正视哈耶克的警示。宝能系中的大量资金来自于新债,险资,投资者,甚至信贷。杠杆率非常高。这些债权人或者投资人恰恰按照哈耶克所揭示的多层参与逻辑涉足于本次万宝华恶争之中。似乎这些人在本次宝能系发起的股市乾坤大挪移当中获益,但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应该遵守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你有多少实实在在的资本,才能承担实实在在的有限责任。如果你资本有限、可承担的责任有限,但是通过股市乾坤大挪移掌握过大的市场权力,就与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相背离。这些债权人或者投资者可能在本次运作中获益,但如果换成去年股市风暴,也许血本无归。监管者在发现漏洞之后,要及时补漏,不要因为也看到本次险资的进入没有造成大的后果而放松警惕。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保险资金应该投入到低风险、稳回报的领域;股市属于高风险领域,保险资金只能按照一个有限的比例进入,而且一般进入股票市场基金。

此外,尽管华润最初为第一大股东,但是整个万科并不构成国企控股公司。王石依托国有企业大股东的招牌,应该在现有法规政策环境下最容易如鱼得水地运作。一些纯粹的民企选择依附较大的国企做一些生意,道理也一样。王石在2016年1月30日“天山峰会”上演讲有两段话在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段是:“这么多年来,万科一直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过去设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所以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另一段是:“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外商、纯的民营,举足轻重它会有危险。所以我的设计就是混合所有制,里头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当然也要有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国营企业的成分。”对此,王石事后在微博上做了道歉。针对外界指责其在“天山峰会”上发言提到的不欢迎民企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系列言论,王石回应称,若说看不起民企或民营企业家,那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此外,在3月17日万科A临时股东大会上,王石再次道歉。实际上应该相信王石的道歉。王石的上述两句“反民企”言论其实还是从第二句言论中找到答案:当前法规环境下,万科需要混合所有制形式才能继续运作。第一句言论可以理解为针对宝华系的气话。这也是为什么万科在临时股东大会上希望引入深圳地铁这个地方国企作为战略投资人的原因。

最近的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显示出华润似乎在暗渡陈仓扩大实际控股的迹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华润作为国企大股东貌似反应迟缓,对王石的种种补救办法不冷不热,对自己行将失去第一大股东地位似乎并不在意。华润直到6月份才道明态度,反对引入深圳地铁。似乎华润这时候才进入争夺控制权的乱局。但是,据财新网记者林金冰的分析,2015年7月16日,姚振华实际控制的宝能集团和华润(深圳)有限公司(华润深圳)在华润深圳前海房地产开发项目上有合作,宝能集团将持有的20.2亿股钜盛华股份,质押给华润深圳)。2015年7月16日这个时点,恰是在同月10日“宝能系”第一次举牌万科之后。据报道,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需109亿元的地价款超出华润置地内部单个项目授权,因此华润置地引入“宝能系”合作,双方为此成立合资项目公司。2015年2月,华润前海项目地块的地上部分一分为三。建设单位分别为希润(深圳)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希润)、润福(深圳)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润福)、华润置地前海有限公司(下称华润前海)。但最新信息显示,希润、润福两家公司的高管已全部替换为“宝能系”代表;华润前海中则约有一半来自华润置地,一半来自“宝能系”。根据财新网的分析,这三家项目公司变更高管的时点有二:2015年8月及2016年1月。而就在2015年8月26日,“宝能系”第三次举牌万科,首次当上第一大股东,尔后虽被华润短暂赶超,但在同年12月便第四次举牌,再一次坐上万科大股东的头把交椅。分析结论是,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有12种,其中第6种为“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目前浮出水面的华宝合作情况与此条“一致行动人”情形最为接近。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华宝双方要证明不是一致行动人,则须出示相反证据。目前华宝很可能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证据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最后,我们还需要回到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看万宝华恶争问题。市场经济的原则是:私人产权应该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要保护私人产权;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利也是古训,在欧美成为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即指政府发挥对市场提供辅助性支持的作用。按照这个原则,根本就不应该允许华润在竞争性领域持股,也不会允许深圳地铁进军万科。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万宝华恶争根本就不会存在。在中国,我们需要高瞻远瞩,如果不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很可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